第十章 偏安亡齊 第六節 戰國之世而能偏安忘戰 異數也
齊國的滅亡，是戰國歷史的又一極端個案。
自秦王政十七年（公元前230年），秦國開始統一中國的戰爭，歷時堪堪十年。自滅韓之戰開始，每滅一國，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每一國的戰爭都不是一次完結的，抗秦的餘波始終激蕩連綿。我們不妨以破國大戰的順序，簡要地回顧一番。韓國戰場規模最小，然非但有戰，更有滅國四年之後的一場復辟之戰。趙國之戰最慘烈，先有李牧軍與王翦軍相持激戰年余；李牧軍破後又有全境大戰；國破之後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代國，堅持抗秦六年，直到在最後的激戰中舉國玉碎，代城化為廢墟。燕國則是先刺秦，再有易水聯軍大戰，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，直到五年後山窮水盡。魏國則據守天下第一堅城大梁，拒不降秦，直到被黃河大水戰淹沒。楚國老大長期疲軟不堪，卻在邦國危亡的最後時刻創造了戰國最後的大戰奇蹟，首戰大敗秦軍二十萬，非但一時成反攻之勢，且成為戰國以來山東六國對秦軍作戰的最大勝仗之一。再次大戰，更以舉國之兵六十萬與六十萬秦軍展開大規模對峙，直到最後戰敗國滅，殘部仍在各自為戰。六國之中，唯獨赫赫大邦的齊國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，便轟然瓦解了。
齊國的問題出在了哪裡？
論尚武傳統，齊國武風之盛不輸秦趙，豪俠之風更是冠絕天下。論軍力，齊軍規模長期保持在至少四十萬之上，堪稱戰國中、後期秦趙楚齊四大軍事強國之一。論兵士個人技能，更是名噪天下，號稱技擊之士。論攻戰史，齊國有兩戰大勝而摧毀魏國第一霸權的煌煌戰績。論苦戰史，齊國六年抗燕而再次復國，曾使天下瞠目。論財力，齊國據天下魚鹽之利，商旅之發達與魏國比肩而立，直到亡國之時，國庫依然充盈國人依然富庶。論政情吏治，戰國的田氏齊國本來就是一個新興國家，曾經有齊威王、齊宣王兩次變法，吏治之清明在很長時間裡可入戰國前三之列。論文明論人才，齊國學風盛極一時，稷下學宮聚集名士之多無疑為天下之最，曾經長期是天下文華的最高王冠。論民風民俗，齊人「寬緩闊達，貪粗好勇，多智，好議論」，是那種有胸襟有容納，粗豪而智慧的國民，而絕不是文勝於質的孱弱族群。
如此一個大國強國，最後的表現卻是如此的不可思議。
唯其如此，便有了種種評判，種種答案。
在種種評判答案中，有三種說法比較具有代表性：一種是齊人追憶歷史的評判，一種是陰陽家從神秘之學出發的評判；一種是西漢之世政治家的評判。其後的種種說法，則往往失之於將六國滅亡籠統論之，很少具體深入地涉及齊國。先看第一種，齊人的追憶評判。在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中，以三種資料方式記載了這種追憶與評判：其一，民眾關於齊王之死的怨聲；其二，司馬遷採錄齊國遺民所回顧的當時的臨淄民情；其三，司馬遷對齊人評判的分析。齊人的怨聲，是齊人在齊王建死後的一首輓歌，只有短短兩句，意味卻很深長：「松耶！柏耶！住建共者，客耶！」今日白話，這輓歌便是：「松樹啊，柏樹啊，埋葬了建。實際埋葬建的，是外邦之客啊！」按照戰國末世情形，所謂客，大體有三種情形：一種是包括邦交使節、外籍流動士子、齊國外聘官員在內的外來賓客，一種是外邦間人（間諜），一種是亡國後流亡到齊國的列國世族。齊人輓歌中的「客」究竟指哪一種，或者全部都是，很不好說。因為從實際情形說，三種「客」對齊國的影響都是存在的。因此，不妨將齊人的輓歌看做一種籠統的怨聲，無須尋求確指。但是，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，當時的齊人將齊國滅亡的原因主要歸結於外部破壞，對齊王的指斥與其說是檢討內因，毋寧說是同情哀憐，且也不是輓歌的基本傾向。司馬遷本人在評論中則明確地認為，齊人輓歌中的「客」是「奸臣賓客」。司馬遷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，是贊同齊人這種評判的。
《史記》記載的齊國遺民回憶說：「五國滅亡，秦兵卒入臨淄，民莫敢格者。王建遂降，遷於共。」烙印在齊人心頭的事實邏輯是：因為齊民完全沒有了抵抗意志，所以齊王降秦了。這裡的關鍵詞是：民莫敢格者。國破城破，素來勇武的齊國民眾卻不敢與敵軍搏殺，說明了什麼？至少，可以說明兩個問題：其一，齊國民眾早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了，無動於衷了；其二，齊人長期安樂，鬥志彌散，雄武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。在百餘年之後的司馬遷時期，齊國遺民尚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疲軟，足見當時國民孱弱烙印之深。這一事實的評價意義在於，齊人從對事實的回顧中，已經將亡國的真實原因指向了齊國自己。
第二種說法，是包括司馬遷自己在內的以陰陽神秘之學為基點的評判。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後的「太史公日」，對《周易》占卜田氏國運深有感慨，云：「易之為術，幽明遠矣！非通人達才，孰能注意焉！……田乞及（田）常比犯二君，專齊國之政，非必事勢之漸然也，蓋若遵厭兆祥雲。」這裡的「厭」（讀音為壓），是傾覆之意；「祥」，尋常廣義為預兆之意，在占卜中則專指凶兆。司馬遷最後這句話是說，因為田氏連犯（殺）姜齊兩君而專政齊國，太過操切苛刻，不是漸進之道，所以卦象終有傾覆之兆。鑒於此，司馬遷才有「易之為術，幽明遠矣」的驚嘆。司馬遷作為歷史家，歷來重視對陰陽學說及其活動的記載，各種曾經有過重大影響的預言、占卜、星象、相術、堪輿等，其活動與人物均有書錄。事實上，陰陽神秘之學是古代文明極為重要的一部分，舍此不能盡歷史原貌。
依據《史記》，關於田氏齊國的占卜主要有兩次。
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對田齊鼻祖陳完的占卜，周太史解卦象云：「是為觀國之光，利用賓於王。此其代陳有國乎？不在此，而在異國乎！非此其身也，在其子孫。若在異國，必姜姓。姜姓，四岳之後。物莫能兩大，陳衰，此其昌乎！」這段解說的白話是：「這是一則看國運的卦象，利於以賓客之身稱王。然則，這是取代陳國么？不是。是在另外的國家。而且，也不是應在陳完之身，而應在其子孫身上。若在他國，其主必是姜姓。這個姜姓，是四岳（堯帝時的四位大臣）之後。然則，事物不能兩方同時發達，陳國衰落之後，此人才能在他國興盛。」應該說，這次占卜驚人地準確，幾乎完全勾畫出了田氏代姜的大體足跡。因為，這次占卜一直「占至（田氏）十世之後」。
第二次占卜，發生在陳完因陳國內亂而逃奔齊國之後。當時，齊國有個叫做懿仲的官員想將女兒嫁給陳完，請占卜吉凶。這次的卦象解說很簡單，婚姻吉兆，結論是：「八世之後，莫之與京。」莫通削，又是暮的本字；而八世之後，恰恰是齊湣王之後。齊湣王破國，齊襄王大衰，齊王建遂告滅亡。這則卦象，同樣是驚人地準確。
陰陽神秘之學的評價意義在於，他們認為，國家的命運如同個人的命運一樣，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與當事人的作為的正義性交互作用所決定，齊國的命運，既是天定的，也是人為的。就問題本身而言，這種評判是當時意識形態中極為重要的基本方面，不能不視為一種答案。列位看官留意，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學預測吉凶，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觀念：當事人行為的善與惡（正義性），對冥冥天意有著重大影響。也就是說，當事者的正義行為，可以改變本來不怎麼好的命運；而當事者的惡行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護變為暗淡甚或災難。這便是後世的善惡報應說的認識論根基。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。
另外一個前提觀念是：正道之行，不問吉凶。這一觀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龜甲。《論衡·卜筮篇》云：「周武王伐紂，卜筮之，占曰：『大凶』。太公推蓍蹈龜，而曰：『枯骨死草，何知吉凶！』」這一事例，在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中的記載是：「武王將伐紂，卜，龜兆不吉，風雨暴至。群公盡懼，唯太公強之勸武王，武王於是遂行。」如此理念，戰國之世已經漸成主流。典型如秦國，司馬遷記載了秦滅六國期間與秦始皇時期的多次災異與神秘預言，唯獨沒有一次秦國主動占卜征伐大事的記載。因為先秦時代的神秘之學對人的正義善行非常看重，所以其種種預測，往往在實際上帶有幾分基於現實的洞察，也便往往有著驚人的準確性。太史公所以將韓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韓厥救孤，認為因了這一「積天下之陰德也」的大善之行，才有了韓氏後來的立國之命。其認識的立足點，正在於善惡與天命交互作用這一觀念。所謂天人交相勝，此之謂也。而自魏晉之後，占卜星相等陰陽之學漸漸趨於完全窺探天意的玄妙莫測的方法化，強調人的善惡正邪對命運的影響則日漸淡薄，故此越來越失去了質樸的本相，可信度也便越來越低。這是後話。
第三種說法，是西漢鹽鐵會議文件《鹽鐵論》記載的討論意見。
《鹽鐵論·論儒篇》云：「齊宣之時，顯賢進士，國家富強，威行敵國。及湣王，奮二世之餘烈，南舉楚淮，北並巨宋，苞十二國，西摧三晉，卻強秦，五國賓從；鄒魯之君，泗上諸侯，皆入臣。（後）矜功不休，百姓不堪；諸士諫不從，各分散，慎到、捷子亡去，田駢入薛，孫卿（苟子）適楚；內無良臣，故，諸侯合謀而伐之。王建聽流說，信反間，用後勝之計，不與諸侯從親，以亡國，為秦所擒，不亦宜乎！」
這段評判，先回顧了齊宣王、齊湣王兩代中的一代半興盛氣象，又回顧了齊湣王后期的惡政，指出了百姓不堪與人才流失兩大基本面。對齊王田建的作為，則將其失政歸結為三方面：聽流說，信反間，用後勝之計。而「不與諸侯從親」，則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結果。顯然，這種觀念與齊國民眾的說法，與司馬遷評判，並沒有重大差別。應當說，這些原因都是事實，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現象原因，而沒有觸及根本。
那麼，根本在哪裡？實質的原因究竟是什麼？
對齊國歷史作一簡要回顧，我們可以發現，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個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現象：末期四十餘年沒有發生過戰爭，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說基本沒有戰爭。也就是說，一百三十八年的歷史中，齊國的後三分之一多的歲月，是在和平康樂中度過的，五十餘年沒打過仗。孤立抽象地說，和平康樂自然是好事，也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會生髮的基本理想之一，無疑應當肯定。然則，在戰國這樣一個風雲激蕩的大爭時代，一個大國五十餘年無戰，無異於夢幻式的奇蹟。作為一種歷史現象，史家無疑是注意到了這一基本事實。司馬遷在回顧齊國歷史時說：「始，君王后賢，事秦謹，與諸侯信。齊亦東邊海上，秦日夜攻三晉燕楚，五國各自救於秦，以故，（齊）王（田）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……客皆為反間，勸王去從朝秦，不修攻佔之備。」
且略去太史公的諸如「君王后賢」這樣的偏頗評價，只就事實說話，首先理出齊襄王時期的軌跡。燕國破齊的第二年，齊襄王被莒城臣民擁立即位，此後五年直到田單反攻復國，是齊國最後一次被動性的舉國戰爭。此後十四年，齊襄王復國稱王，權力完整化。這十四年中，齊國只打了三仗：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對狄族之戰，有魯仲連參與，規模很小；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（秦昭王三十七年，齊襄王十四年）秦國穰侯攻齊，齊軍大敗，丟失剛（今山東寧陽東北地帶）、壽（今山東東平西南地帶）兩地；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（秦昭王四十二年，齊襄王十九年），秦軍攻趙，齊國應趙國請求而出兵救趙，迫使秦國退兵。很顯然，這三仗，第一仗是安定邊境，第二仗是完全被動的挨打，第三仗則是基本主動的維護邦交盟約（出兵救趙並非全然情願）。
救趙之戰結束，齊襄王便死了。
顯然，齊國從國破六年的噩夢中掙脫出來之後，國策發生了重大變化。
此前的齊國，是左右戰國大局的超強大國之一。在齊潘王與秦昭王分稱東西二帝之時，齊國的強盛達到了頂點。可是，在燕軍破齊的六年之後，齊國跌入了谷底。府庫財貨幾被燕軍劫掠一空，人口大量流失，軍力大為削減。凡此等等，都使齊國不得不重新謀劃國策。應該說，這是齊國國策大變的客觀原因。在田單、貂勃領政的齊襄王時期，齊國的邦交國策可以概括為：養息國力，整修戰備，親和諸侯，相機出動。然則，田單迅速失勢，齊國失去了最後一個具有天下視野的大軍事家與大政治家。
從此，齊國開始了迷茫混沌的轉向。
齊國轉向，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，而在齊襄王與那位君王后。這雙人物，是戰國時期極為特異的一對夫婦。齊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極，善弄權術而又沒有主見。戰亂流亡之時，以王子之身甘為灌園僕人；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兒，立即悄悄對其說明了自家真實身份，從而與該女私通；後察覺大勢有變，又立即對莒城將軍貂勃說明了身份，於是被擁立為齊王。復國後畏懼田單尾大不掉，便聽信九個奸佞人物攻訐之言，屢次給田單以顏色；後得貂勃正色警告，生怕王位有失，又立即殺了九個奸佞，加封田單食邑；及至田單與魯仲連聯手，平定了狄患，終於疏遠了田單貂勃，僅僅將田單變成了一個奔走邦交的臣子。田法章的作為，顯然是一個權術治國的君主，其正面的治國主張與邦交之道，在實際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響。
君王后是個極有主見的聰明女人，當年一聞灌園僕人田法章（後來的齊襄王）真實身份，立即便與田法章私通了。其父太史敫深以為恥，終生不復見，君王后也絕不計較而敬父如常，由此大獲賢名，以至連百餘年後的太史公也不見大節，屢次發出「君王后賢」的贊語。《戰國策》載：因君王后極力主張恭謹事秦，很得秦昭王賞識，曾派出特使特意贈送給君王后一副完整連接的玉連環，特意申明：「齊人多聰明之士，不知能否解開這副玉連環？」君王后拿給群臣求解，群臣無一能解。君王后便拿起鎚子將玉連環砸斷，對昭王特使說：「謹以此法解矣！」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，君王后病危，叮囑馴順的兒子說：「群臣之中，有個人可以大用。」及至田建拿出炭筆竹板要記下來，君王后又說：「老婦已忘矣！」
一個如此聰敏頑強的女人，能在將死之時忘記最重要的遺言，可能么？很值得懷疑。最大的可能是兩種情形：其一，平日已經將可用之人嘮叨得夠多了，說不說已經無關緊要了；其二，陡然覺得有意不說最好，教田建自家去揣摩，以免萬一所說之人出事而誤了自家一世賢名。後來，田建用了後勝為丞相。從田建的唯母是從的秉性說，田建不可能違背母親素常主張。是故，第一種可能性最大。
田建是個聰明而孱弱，且有著極為濃厚的戀母情結的君王。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，一切軍國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奪的。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確，也很堅定：恭謹事秦，疏遠諸侯。也就是說，對秦國要像對宗主國一樣的尊奉，絕不參與秦國與其餘五國的糾葛，將自家與抗秦五國區分開來，以求永遠地遠離刀兵戰火。這一主張在君王后親自主持下實際奉行十六年，在君王后死時，早已經成為植根齊國朝野的國策。孱弱而無定見的田建，加上著意而行的大奸後勝，齊國在事實上已經沒有了扭轉這種國策的健康力量。
當然，偌大齊國，並非完全沒有清醒的聲音。
《戰國策·齊策六》載：君王后死後的第七年，田建要去朝見剛剛即位五年的秦王政，祝賀秦軍蒙驁部大勝韓魏而設置了東郡。臨行之時，齊國守衛臨淄雍門的司馬當道勸阻，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：「（國家）所以立王者，為社稷耶？為王而立王耶？」田建只能回答：「為社稷。」司馬又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：「（既）為社稷立王，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？」田建無言以對，取消了赴秦之行。消息傳開，即墨大夫便認為齊王還是可以改變的，於是立即風塵僕僕趕到臨淄，對田建慷慨激昂地訴說了齊國重新崛起的大戰略。這段話是：「齊地方數千里，帶甲數十萬。夫三晉大夫皆不便（親）秦，在阿、鄄兩地間者有百數（世族大戶）；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，使收三晉故地，則臨晉關（蒲津關）可以入矣！焉、郢兩地不欲為秦，而在南城（齊楚交界之地）有百數（大族），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，則武關可以入矣！如此，則齊威可立，秦國可亡！夫舍南面之稱制（王），乃西面而事秦，為大王不取也！」可是，這次田建卻聽風過耳，根本沒有理睬。
就當時大局而言，即或田建接納了，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戰略也幾乎無法實現。然則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我們要說的是，這種主張邦國振作的精神與主張，在齊國這樣的風華大國並沒有泯滅。全部的關鍵在於，當政廟堂篤信「事秦安齊」之國策，對一切抗爭振興的聲音皆視而不見，終於導致亡國悲劇，不亦悲哉！
事實上，從抗燕之戰結束，齊國便開始滑入了軍備鬆弛的偏安之道。
田單復國後，齊襄王的十四年只有兩次尚算得主動的謀戰（挨打的一戰全然大敗，不當算作謀戰）。如此戰事頻率，尚不若衰弱的燕國與韓國的末期戰事，在戰國之世，實在可以看做無戰之期。果真如此，則齊國末世兩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沒有戰爭。不管期間有多少客觀原因，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觀原因，這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異數！
之所以是異數，之所以不可思議，在於兩個基本方面。其一，春秋戰國兩大時代，對於整軍兵備的重要性的認識非常透徹。也就是說，在社會認識的整體水平上，對戰爭的警惕，對軍備的重視，都達到了古典時期的最高峰。而齊國絕非愚昧偏遠部族，卻竟然完全忘記了背離了這一基本認識，實在不可思議。其二，從實踐方面說，田氏代齊起於戰國之世，崛起於大戰連綿的鐵血竟爭時代，且有過極其輝煌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興盛的高峰。如此齊國，面對如此社會實踐，卻竟然面對天下殘酷的大爭現實於不顧，而奉行了一條埋頭偏安的鴕鳥國策，更是不可思議。然則，無論多麼不可思議，它畢竟是一種曾經的現實，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歷史。
後世輯錄的《武經七書》中，最古老的一部兵書是《司馬法》，其開篇的《仁本第一》有云：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。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」這兩句話之所以成為傳之千古的格言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：好戰者必亡，忘戰者必危；國家生存之道，寓於對戰爭的常備不懈之中。縱觀中國歷史，舉凡耽於幻想的偏安忘戰政權，無一不導致迅速滅亡。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戰國，大國將生存希望寄託於虛幻的盟約之上，置身於天下風雲之外而偏安一隅，甚至連國破家亡之時最起碼的抗爭都放棄者，齊國為第一例也。